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，20世纪初“新文化运动”和20世纪七、八十年代的“思想解放”，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转折点。因为这两个时期，中西方文化巨大撞击的相似时代背景下，中国发生了重大而急遽的社会变革，由此而导致的两个时代先后发生的“文化暴动”与“艺术突围” [1]，直接催生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同新质。作为分别处在新旧文化交替的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先锋，鲁迅和王小波各自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开辟、重启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篇章。他们在迥然相异的两个时代文本里所表现出的相似时代原型意象、主要人格及其关系特征和文化批判精神，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得以一脉相承。在当代中国作家中，王小波的文化批判和精神高度最接近鲁迅。他们的文学精神正启迪着新一批文化觉醒者思考和开创“新千年文学”的伟大梦想。

一、“铁屋子”与“黑铁公寓”：两个时代镜像的奇妙重叠

20世纪初，鲁迅留学日本，有感于文艺启蒙对于国内愚昧民众的紧迫性和重要性，弃医从文，集毕生精力批判“国民性”。20世纪末，王小波留美回国后，放弃经贸教学转向文学创作，解构传统文化。虽然处于不同时代，但两人都在同样保守与革新角力的文化语境下，做出了同样的选择。在严酷的文化语境中，如何才能冲破思想的樊篱，毁坏铁屋，将沉默变成充满力量的呐喊？内部的改良行不通，便唯有借助外部的力量，借助另一种别样的话语体系了。20世纪两个不同时代，医学和经济都不能铲除中国专制文化的病根，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仍然是改造传统文化思想问题。因此，鲁迅和王不波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放眼世界，“别求新声于异邦”。

20世纪初，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“新文化运动”直接产物，《新青年》初创时却颇为冷清：“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”。为了引人注意，刊物的内部同仁甚至唱起了双簧戏。在这种“铁屋子”般寂寞的氛围，鲁迅怀着矛盾复杂的心情开始为《新青年》作文呐喊：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，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[2]由此，鲁迅文本开始出现了闷杀世人的“铁屋子”时代镜像。

铁屋子时代，老中国儿女们不但肉体上要直面疯狂的战争、**裸的残暴和血腥的屠杀，精神上还要承受几千年专制文化思想的奴役。铁屋子不仅扼杀人的生命，更要杀戮人的灵魂。因此，在这个时代，鲁迅以笔代枪，大声呐喊试图破坏铁屋。然而，他和自己文本里的“狂人”们一样，尽管在“铁屋子”里的呐喊、启蒙，但面对麻木的阿Q们和固若金汤的文化铁壁，终归为失败者，因为几千年传统文化铸就的有形和无形的“铁屋子”实难一时打破。

大半个世纪后，作为铁屋子里“较为清醒”的几个人之一，王小波不但在《沉默的大多数》中，宣告了自己的“不再沉默”，而且在《黑铁时代》里，寓言般地刻画了20世纪初“铁屋子”里呐喊者的现代境遇：因为有学问、聪明，特别容易犯思想错误，知识分子在“黑铁时代”都被关进了“黑铁公寓”，他们“享受”着时刻被监控的待遇——住在安装了监控器的黑铁公寓里。即使出门时，他们要么是脖子上被锁上铁链，要么是手上被戴上拇指铐。实际上，由于长期的精神禁锢与扭曲，负罪意识早已深深刻进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里。他们自觉地“受虐”以消除内心深处的负罪感，从而成了黑铁时代里的顺民。正如奥威尔在《文学与极权主义》中所说：“极权主义除了废除思想自由，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候闻所未闻的……它不仅不许你表达具有一定的思想，而且它除规定行为准则以外，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”。[3]从“铁屋子”移居到“黑铁公寓”，我们也自然从文化专制时期进入到政治集权的“黑铁时代”了。

如果说鲁迅曾生活在一个外敌入侵、内战频仍、礼教吃人、政府残暴、国民愚昧的悲惨时代；王小波则曾置身于另一个辨不清真实还是梦境、认真还是游戏、乌托邦还是梦魇、爱还是残酷的荒诞模糊的世界。铁屋子时代还可以启蒙，鲁迅可以在无物之阵中呐喊，即使有时感觉彷徨，他还是以决绝的姿态反抗绝望；而在黑铁时代，王小波则竟至于无可措其手，连真正的战争都不可得。因为一切不合常情都在爱和理想的神圣名义下抹杀，启蒙的声音刚要发出，肉体就已经被消灭了。在更沉默更严酷的黑铁时代，一切战斗、胜利和失败都成了神圣话语下的泥人游戏：“我们根本就不是战士，而是小孩子手里的泥人——一忽儿被摆到桌面上排列成阵，形成一个战争场面；一忽儿又被小手一挥，缺胳膊少腿地跌回玩具箱里。但是我们成为别人手里的泥人却不是自己的责任。我还没有出世，就已经成了泥人。这种事实使我深受伤害。”[4]既然如此，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，我们只能拥有另一种生活的指望。那么，面对不断轮回的不可改变的人类生存困境，鲁迅选择了“呐喊、战斗、彷徨”后近似于虚无主义的“反抗绝望”，王小波所做的便只有无止境的精神游牧和思想逃逸。因为，无论是“铁屋子”还是“黑铁公寓”，对于不同时代知识分子而言，都不过是活人的坟墓或监狱。

在福柯看来，空间隔离与权力规训之间早就存在一种同构关系：“监狱、医院、工厂、学校、军营等，都是空间分割与规训的场所。关键是，都是权力和压迫的场所。”[5]福柯甚至把现代规训社会形容为圆形监狱，在这样的监狱里，人们时刻感到被隐秘地监视，久而久之，他们就在惶恐不安中自己成了自己的狱卒。他们为权力话语的规章制度所驯服，自觉地替统治者审察、监控自身，自觉自愿地“愚昧”化，终于遗忘自身存在，丧失个性，沦为对社会运转有用的机器零件。

在这样的无形监狱里，理解并接纳尼采、福柯思想的鲁迅和王小波都不相信绝对永久的乌托邦太平。尼采说：“爱短暂的和平甚于爱持久的和平。……我劝你们不要和平，而要打仗。”福柯也赞成永久性的、分散的反抗。鲁迅说：“谁也不闻战叫：太平。太平……。但他举起了投枪！”。王小波则自况“一只特立独行的猪”，永远反抗和逃逸生活的设置。尼采把酒神式的悲剧抗争精神与战士的大笑杀戮合而为一，福柯把生活美学式的精神超越与对权力的现实反抗合而为一。尼采与福柯的渊源注定了王小波与鲁迅的相似：他们乃是生长在不同却类似的时代环境中，用不同的方式大笑并斗争的生命和自由的斗士。

如果说，鲁迅和他文本中的“狂人”们是“铁屋子”里的呐喊者，启蒙者，失败者。那么，王小波和他文本里的“王二”们是“黑铁公寓”里的出走者（呐喊没有回应）、戏谑者（正面启蒙没有效果）、边缘者（失败后没有出路）。作为民族魂与自由思想家，20世纪初鲁迅在“铁屋子”里发出的呐喊，与20世纪末王小波在“黑铁公寓”里的“不再沉默”遥相呼应。在中国文学20世纪的两端，他们的创作贯穿了最伟大的时代主题，他们所创造的“铁屋子”与“黑铁公寓”的时代原型意象，是同一个世纪两个不同时代里奇妙重叠的历史文化镜像。

二、狂人、阿Q与王二们：两个时代人物关系及其人格的同构性

相似时代语境所催生的“铁屋子”和“黑铁公寓”两个同构性时代原型意象，为鲁迅和王小波展示20世纪中国“专制集权”传统文化语境下的国民性人格，提供了最为恰当的叙述背景。因为“铁屋子”和“黑铁公寓”的意象意味着专制时代监狱般的真实生活环境。

生存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，鲁迅惊讶地顿悟出，中国历史原来是吃人的历史。几千年传统文化铸就的铁屋子像是一个血盆大口，生存在里面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是吃与被吃的关系。无论是少数的清醒反抗者如狂人、夏瑜等人，还是大多数麻木的阿Q、华老栓等看客们，最后都不过是文化口腔里的食物而已，都无法逃遁自己被吞噬的宿命。卡内蒂在《群众与权力》一书中说得很形象：“牙齿是口腔的武装部队，而口腔则是一个直往下之处，乃所有监狱的原型。任何下去之物都失去影踪，而在许多情形中还是活生生地进去的。血盆大口之随时地在等待猎物，而且只要轻而易举地一关闭就永远地将猎物关进，凡此种种都令人想起一座监狱之最可怕的特性”。[6]

同样，在王小波的文本世界，无论是反讽的现实世界还是重构的历史碎片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像在监狱中被规训着。如果说在《黄金时代》的文革回忆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当代乌托邦闹剧——当代噩梦的话，那么，我们在《青铜时代》的新历史主义想象中，看到的则是历史与现实交融，古今混为一体、滑稽虚构的历史拼盘（历史乌托邦）——历史旧梦，在《白银时代》和《黑铁时代》的反乌托邦想象中，我们又看到了想象未来的寓言式乌托邦——未来恶梦。三种梦幻的可怕感觉都源自于监狱般的历史和现实处境。

由于生存时代文化语境的相似性，鲁迅文本“铁屋子”内和王小波文本“黑铁公寓”里的人物关系和人格特征也显示了极大的同构性。在“铁屋子”的世界里，明显存在着一个“吃人者与被吃者”的关系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吃人者不光是压迫者（专制权力的实施者），被吃者有时候也无意中充当了吃人者角色（文化礼教的认同者），如阿Q、祥林嫂和华老栓们，他们一方面是专制文化的牺牲品（被吃者），另一方面又是专制文化的维护者（吃人者），作为吃人（杀人）场景的围观者和看客，他们其实也间接参与了对狂人、夏瑜和自己的迫害。因此，作为单纯的被吃者，“狂人”觉醒之后立即发现自己势孤力单，无论亲疏老少和贵贱，大家一律“睁了怪眼”与他作对；当夏瑜说“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”时候，不光看管他的狱吏斥骂他大逆不道，就是茶馆里的老老少少也都异口同声怒斥他说的“不是人话”，立即宣称“他疯了”；吉光屯的“疯子”试图要吹灭长明灯，于是引起公愤，有人想打死他；更不用说力争自由恋爱的子君和涓生了，他们的行为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对传统道德的叛逆越轨，于是他们在失去了经济来源后，又不得不各自回归铁屋般的旧家庭。铁屋子里的反叛者们注定是孤军作战的，然而更可悲的是，他们进攻时却找不到明确的方向，厮杀时看不到明确的对手。无论是狂人、夏瑜等革命者们，还是吕纬甫、魏连殳等读书人，他们既是清醒者，也是反叛者，但最终全都悄无声息地在巨大无形的铁屋子里被吞噬。

综观鲁迅的文本世界，铁屋子里的众多人物都具有冷漠、麻木、自私、愚昧的人格特征，但也不乏有清醒反抗的闪光个性。而最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，鲁迅特别赋予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一种既“麻木”又“清醒”的双重人格。在《狂人日记》、《阿Q正传》、《祝福》、《白光》、《长明灯》和《孤独者》等文本中，主人公不是疯子、狂人，就是精神病患者。他们的“常态”麻木和“变态”清醒的行为，使得鲁迅文本里的叙述者也经常成为那个时代的边缘者。

同样，叙述者“王二”作为另一个时代的边缘者，也是个既“麻木”又“清醒”的知识分子，他不停游走在王小波的诸多文本世界里，并以其为中心连缀起不同的人物关系。王小波小说中的人物不多，主要有三种类别，第一类是施虐者，即专制主义的维护者，如军代表、团支部书记、表哥等；第二类是受虐者也即反抗者。如王二、李靖、秃头房客、李教授等知识分子；第三类既是施虐者又是受虐者，他们有的处于半觉醒期，如公寓员工“我”，有的仍处于麻木期，如文革斗破鞋运动中的庸俗围观者。这种人物关系和鲁迅小说里的“吃人者和被吃者”人物关系有着非常明显的同构性，即本质上的奴役与被奴役关系，如下图所示：